余述祥
在中国，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古物有铜鼓这么多的说道，它和中原的鼎一样，起源于炊具，后来成为权力的象征；它和编钟同龄，却到今天仍然活着；它与人类最重要的稻作文明相联系，有着丰富的民俗形态和文化含义；它与一个族群的情感相纠结，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在“白子国”（今祥云县、弥渡县）族民眼中，铜鼓有灵，那是他们的祖先和部族首领死后的灵魂化成的。走出白子国国都白崖城（今弥渡红岩），涉过红河源头九顶山麓，毗雄江畔，越过弥渡坝，来到苴力青石湾、三岔路村后山坡，沉睡于地下，这就是弥渡“活”着的铜鼓“藏”着的文明。
在弥渡苴力青石湾这块神秘古老的土地上，自古流传着“金三缸、银三缸，谁人得到了，富甲弥渡川”的民谣。千百年来，无数的觅宝人怀着寻宝的梦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光临此地，为此而痴迷。谁也说不清，从古至今，这些人在这里挖走了什么，带走了什么。直至1978年，苴力三岔路村村民罗绍才在村后山坡修建小水库，挖到一件铜器，以为是一口烹饪用的铜锣锅，将其当作废铜卖给供销社。1979年，苴力青石湾村的牧羊儿童，在该村背后山上放羊时，发现一个露出地面的物件，遂把它掏出当作玩具，拎着它咚咚咚地到处敲打。这两件器物，所幸被县里的文化工作者闻讯后收回，经云南考古界青铜专家、学者研究确定，这两件器物，均为云南年代最久远的万家坝型铜鼓。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2415±75年，约为战国早期。
这里相继出土了两面铜鼓，引起史学大家、考古专家对青石湾这片土地的广泛关注，到了1981年对苴力石棺墓的发掘，终于揭开了远古民谣的谜底。《云南文物》刊发的《弥渡苴力战国石墓》（1982年2月刊）载：“经发掘，出土的山字格剑时代大概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1981年清理10座，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生产工具，主要为铜器37件，包括锄、斧、削、凿等。其中斧2，锄6，削3。锄的形制分为两种，一种为长条形平刃锄，一种为尖叶形锄，銎口都是椭圆形，都是刨土的工具。人骨经碳素测定为距今2065±90年或2005±90年（公元前115—前55年）约相当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战国铜鼓的出土和苴力石棺墓群发掘出土的众多器物以及生产工具，这些实物证实了在二千多年前，弥渡境内居住着的“白子国”族民，已经进入到有城邑使用农具的定居农耕时代，并且具备了创造青铜文化的条件。白子国都城白崖城附近的九顶山富含铜镍矿，白子国的族民们，正在以当时最先进的开采方式，将开采出来的铜镍矿，源源不断地运往“皇家冶炼厂”合家山，不仅冶炼铸造出满足“白子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器物及生产工具，而且冶炼铸造出象征奴隶主阶级权力、地位、身份和财富的国之重器——铜鼓，创造着辉煌的青铜文化。
从秦末汉初以来，中央王朝就一直努力地经营洱海地区，弥渡很早就有汉民族迁入定居。他们是秦汉时置吏带来的随员、士兵、役夫，因“数岁道不通，罢饿离湿”，而不得不“变服从俗”的人员。隋·梁睿《请略定南宁疏》载：“南宁州，汉代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哀牢夷第八族牟苴颂四世孙仁果为滇王，都白崖，建白崖城，号白子国。传十七世至龙佑那，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武侯南征杀雍闿以后，遂以龙佑那为酋长，代替雍闿统领诸部，赐姓张氏，是为有姓之始，乃建白国。龙佑那之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大将军云南王。至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张乐进求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逻。从公元前109年至公元629年张乐进求禅位，张氏从仁果至张乐进求延续了三十三代，白子国（滇国、建宁国）在弥渡存续并统治了云南近800年。
弥渡地处茶马古道的交通要冲之地，是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十字路口，又有密祉文盛街茶马古道枢纽驿站，弥渡成为古滇西地区茶马互市商贾的集散地，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弥渡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环境，使得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和较为普遍。
两千多年来，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军政要员、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官商巨贾、僧侣游客在这里吟诗作对看花灯，品酒赏舞做买卖，游山玩水听民歌。因茶马互市的兴盛和商品经济发展，弥渡经济空前繁荣，“商贾之富，甲于古滇”，成为古滇西地区开放程度最高，包容度最强，人口密度最大、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明《赵州志》“白崖熟，一郡足”的记载，道出古人对弥渡“滇西粮仓，蔬菜王国”这片热土的倾心眷恋，传下了“到了弥渡，不想媳妇；到了红岩，不想回来”的千古绝唱。
（作者单位系弥渡县文化旅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