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河流。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了运河区域城市的建设。而由此形成的极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也影响了运河区域宗教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明清时期，在运河沿岸城市中密集分布着众多的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例如，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山东临清在清初时著名的寺庙和宫观就各有30多座。（清乾隆《临清州志·寺观志》）这些寺观已经成为当时城市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之后，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建筑大多采取统一的形制，其布局与建筑同中国传统的宫室、衙署在平面与空间上都十分近似。不过，由于建筑涉及地理环境、建筑材料、建筑工匠以及地域审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促成了建筑的多样性特色。尤其是大运河的贯通为南北地区不同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载体，这当然也为运河区域的佛教、道教建筑带来了很多地域特色，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南北地区不同的建筑元素、建筑装饰的融通。例如，地处运河枢纽的山东济宁，其建筑受到江南园林的影响，因此也被誉为“小苏州”。这一特色同时也反映在宗教建筑方面：始建于明代的大悲庵坐落于大闸口运河南岸（现迁新址），其建筑风格就融入江南园林的元素。坐落于大运河边的北京通州佑民观本是供奉“保障漕河”的河神金花圣母，又被称为“天妃庙”，明嘉靖十四年（1535）改为道教宫观。（清·朱筠等编《日下旧闻考》）这座宫观在建筑装饰上大量使用源自江南的苏式彩画。这些事例都生动说明明清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沿大运河传播的史实。

    明代，南自杭州、北达北京的大运河沿岸城市，清真寺很多都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比如，在选址上，这些清真寺主要倚仗大运河以及运河区域的商业区，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对大运河环境的适应。

    由于漕运的需要，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出现了很多神庙，供奉各种护佑船家、漕工的神灵，比如各种大王庙、河神庙、龙王庙等等。

    这些神庙通常坐落于运河两岸，尤其闸口附近更是最集中的区域。江苏徐州的大王庙就分布在运河岸边和闸口，船只在停留的时候，船家、漕工可以直接在河道中向神庙的方向祭拜，祈求船只航行、过闸顺利，“凡舟逾洪必祷焉”。（清同治《徐州府志》）大大小小的神庙成为运河沿线民间信仰的重要景观。

    这些神庙通常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形制。不过，南来北往的商贾为了酬神，有时也会按照自己所在地域的建筑风格来加以建造，因此形成多元的建筑风格。例如，清代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大王庙就是“自（山东）济宁州诸大商始”。其建筑风格“一仿北地祠宇，凡斧斤垩墁以及雕绘诸匠，悉用乎北。故其规模迥别，眼界聿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济宁的客商在吴江修建大王庙，但是采用了北方地区庙宇的形制、工艺，施工的也是北方工匠，自然与南方同类建筑不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南北地区宗教建筑文化的交流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运河文化以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加强了中国南北地区的文化交融。运河区域的宗教建筑文化同样是动态开放的，它们既有多元化的特点，又有很强的融会性。

    鉴赏

    在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曾七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联系，显现出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对当时的中国探索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郑和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出海之前，曾铸有一口青铜钟，为本次远航祈福之用。此钟通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厚2厘米，重77千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口钟呈褐绿色，覆釜形，葵口；钟钮为双龙柄，钟肩表面浮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中部有云水波浪纹，还铸有铭文、八卦、云雷等字纹；主纹饰上部环绕一周八卦纹，共五组，其中第二、四组各铸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铭文。铜钟下部的铭文为：“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此钟形体古朴，铸工精良，王景弘将铜钟悬挂茫荡洋山雪山寺。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奉命远航“西洋”，郑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领的庞大舰队一般都要在福建长乐五虎门一带集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等候东北季风来临再扬帆出海。在等候季风期间，郑和在王景弘的陪同下到福建各地的寺庙行香布施。五月沿闽江而上抵达南平镇，铸此铜钟布施长乐南山三清宝殿，祈求出海航行平安，因此，又称三清宝殿铜钟。

    这次航行，郑和船队从竹步西行，最远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该铜钟铭文明确记录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纪念郑和下西洋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之一。（杨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