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燕
中国古代诗歌以精妙意象和深沉情感，构筑了中华民族审美的核心景观，这些景观中镌刻着各民族文化交织的痕迹。诗歌创作过程就是民族融合的生动写照，从《诗经》到唐宋诗词，各民族的声音在汉字韵律中回荡，形成了共享的审美范式。这种印记源于历史变迁的合力，通过意象的生发、情感的共鸣与精神的升华，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内在张力。审视这些印记，有助于理解诗歌如何在审美艺术中凝聚民族认同，推动文化不断传承。
古典诗词的多元民族起源
边疆民族的诗篇融入。早期诗歌中，边疆民族的歌声直接注入汉文体系，丰富了诗歌的审美维度。《诗经·商颂·玄鸟》描绘天命玄鸟降生商族，记录了东北民族的鸟卵起源传说，这种飞鸟崇拜的意象成为诗歌中永恒的审美符号，赋予作品以神秘而生动的张力。《诗经·小雅·采薇》捕捉周人与西戎猃狁战争离愁，“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意象，源于周人游牧记忆，体现了中原与西北民族在农耕游牧间的徘徊，最终导向礼乐文明的审美升华。北朝《敕勒歌》以“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雄浑描绘，展现敕勒族苍劲风骨。“风吹草低见牛羊”意象，营造辽阔自由的审美空间。《越人歌》记录春秋楚鄂传奇，通过“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的柔情意象，体现百越似水柔美，将越语韵律转化为汉文情感载体，沟通南蛮与中原的审美界限。唐代刘禹锡《竹枝词》借巴渝民歌曲调，吟唱“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变幻，细腻刻画西南儿女生活风情。从东北飞鸟传说到西南雨雾缠绵，诗歌意象体系不断扩展，体现了各民族生活场景在审美艺术中的统一。
诗人血统的民族交融。唐代诗人队伍中，少数民族血统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了诗歌审美的民族内涵。白居易出自龟兹王族，其诗作继承西域音乐节奏，赋予唐诗不同韵律美。元稹为鲜卑皇室后裔，情感抒发融入北方游牧豪放；刘禹锡的匈奴血统在《竹枝词》中显露，细腻描绘巴渝儿女柔情。这种血统交融，使诗歌创作超越民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审美表达。元代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以“牛羊散漫落日下”的草原意象，展现回族诗人的故土眷恋。“野草生香乳酪甜”的描绘，将游牧温暖转化为审美符号，体现胡马依北风的桑梓之情。这种情感基调，与中原诗人的“衰草连天”形成对比，共同铸就民族精神的审美统一。金朝完颜亮《题临安山水》以“提兵百万西湖上”的雄心，表达女真皇帝的统一梦想，其情调虽与岳飞《满江红》迥异，却共享“中国不该分开”的共识。这种情感相通的审美张力，凸显诗歌在民族融合中的桥梁作用。从白居易的龟兹节奏到萨都剌的草原香甜，诗人血统的多元性，不仅丰富了诗歌的韵律与意象，还在审美艺术中注入各民族的独特气质，推动了中华诗歌的包容性发展。
审美艺术中的民族精神体现
意象与情感的民族融合。长城主题诗歌作为民族交往的镜像，记录了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审美交汇。《诗经·小雅·出车》描绘“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捕捉西周末年筑城增兵的雄奇，体现早期长城雏形的审美张力。秦汉《长城谣》以“生男慎勿举”的直白，控诉战争“尸骸相支柱”的惨烈，奠定长城意象悲悯的基调。魏晋南北朝边塞诗将长城与大漠、汗马、秋草等意象结合，呈现辽阔凄美的审美景观。隋炀帝《饮马长城窟行》以“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开篇，展现横漠筑城的使命，赋予长城守护安宁的审美内涵。唐代边塞诗繁盛，进一步丰富长城意象的审美维度。王昌龄《塞下曲》以“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弘扬忠义，杜甫《前出塞》寄寓“何时筑城还”的期盼，李白《北风行》发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的悲慨。这些意象交织反战情绪与家国情怀，形成“恩威作长城”的审美统一。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郑愔“山春雪作花”，将荒寒与思念融合，彰显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内涵。宋代苏轼以“西南自有长城”赞美战争平息后的安定，陆游《古筑城曲》盛赞“长城高际天，三十万人守”的宏伟。这些作品以理性乐观情怀，赋予长城精神力量的审美象征。清代乾隆“一家内外”的描绘，更彰显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图景。这些意象从朔方筑城到贺兰山绕，情感从控诉战争到祈盼和平，构建诗歌审美中的民族融合框架，体现仁爱、民本、和合大同的核心精神。
品格与气节的集体铸就。诗歌审美中的民族精神，还体现在品格与气节的集体塑造，这种塑造源于各民族的英雄叙事与情感共鸣。《诗经·蒹葭》“道阻且长，溯洄从之”，表达崇高理想追求，奠定坚韧品格的审美基础。汉乐府《东门行》《孤儿行》记录普通人命运嗟叹，提炼出仁爱民本的价值观。爱国主义是诗歌铸就民族气节的永恒主题。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这些情感凝聚民族性格，塑造诗歌审美的爱国高地。唐诗中，李白峨眉山月的怡情、王维大漠孤烟的雄浑、杜甫国破山河的忧世，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高适“万里不惜死”的赤胆，均体现戍边报国的审美张力。宋词中岳飞“怒发冲冠”的激情、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的悲愤、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情，共同铸就雄壮流派的审美境界。辽金元时期，耶律倍、完颜亮、元好问、耶律楚材等各民族诗人的作品斗妍，推动中华诗歌多样审美的发展，形成共生共享的文化格局。明清诗人如刘基、高启、袁宏道等，在继承中创新，体现刚健与柔美、雅趣与流俗的审美融合。诗歌哲理如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苏轼“月有阴晴圆缺”、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形成审美中的道德脊梁。这些品格与气节的集体铸就，不仅源于各民族的贡献，还在审美艺术中形成了人文精神的交织，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阔胸襟与乐观豁达。
中国古代诗歌审美艺术中的民族文化印记，源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与精神融合，从诗篇的融入意象的情感构建，再到品格的气节升华，这些印记构成了中华审美的核心框架。古典诗词通过韵律的铿锵、意象的生动、情感的深沉与品格的崇高，凝聚了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推动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这种审美艺术不仅是历史的镜像，更是当代精神的源泉，它激励人们在新时代中深化民族团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与全球对话。
（作者系盐城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